对“官科”进行必要政治干预的历史经验（节选）

“官科”主流是好的，优秀科学家如钱学森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。但“官科”和“官员”一样，不可一概而论。“官科”如果缺乏批评和监督，一定会滥用权力，犯大错误。正因如此，对其不良行为进行政治干预，在关键环节至关重要。清末以来，帝国主义和西方财团为占领中国医药市场，通过办医院、资助医学教育、控制教材、制造舆论的办法压制中医，取得巨大成功，中国知识分子被灌输错误知识后，出现了以辱骂中医为时尚的氛围。1920年代一些西医官僚，以刘瑞恒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长，领衔“中医废止案”，被蒋介石训诫；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又有一些西医专业人员宣称中医为“封建医”。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长王斌把中医视为“封建医学”，“应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灭亡”。1950年余云岫提出“处理旧医提案”，指中医为“占星术”,“非完全革除不可”，得到卫生部官员贺诚支持。这些活动，引起党中央、毛主席警觉，《健康报》等报刊发表了对王斌的批判文章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政策上的错误》。这些批判文稿除个别表述带有时代色彩外，其核心认识现在仍然闪耀着真理光芒。今天党中央又大力推动中医药发展，必将为中医药开辟广阔前景。中医史证明，政治人物的远见卓识和正确领导，及其对“官科”不良行为的干预，对纠正科学发展方向的重大偏差具有重要作用。